保罗(Paul: BC?-AD65?)在《以弗所书(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和《罗马书(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中说，『圣灵的施洗』是神对罪人的恩情。因为这『恩情』的概念可作种种解释，后来发展成为一场神学辩论。它不仅成为将基督教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原因之一，而且还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经济和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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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情，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情，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直译作『赎罪或使神息怒之法』），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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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150/160-220?)将『恩情』描述为从天堂赐予人类克服罪恶的『力量』或『赐物』。在希腊哲学的启发下，他似乎将『恩情』视为一种以能量为实体的物质。

德尔图良于公元150年左右在服务罗马迦太基(Carthage)总督的一位百夫长的家出生。他是一位改信基督教柏柏尔(Berber)人，但在基督教的饰面之下，保留了柏柏尔人的所有固执和所有反纪律的热情。描述上帝本质的『三位一体』的一词就是被他创造的。据说，他总共发明了982个新词。《罗宾·丹尼尔(Robin Daniel)先生的一文『This Holy Seed』》

根据《在教父著作里的定义人的概念(The patristics concept of the deification of man examined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the transcendence of man)》，德尔图良认为灵魂是跟与其紧密相连的身体占据相同空间的物质。这种他的教义导致了一个想法，即亚当的所有灵魂都有一个半肉体的身份(quasi-physical identity)。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是从亚当的父茎上切下的小树枝，并种植成一棵独立的树。

据说这『赐物』通过洗礼赐予的。通过使用这种礼物，信徒们可以没有做犯罪，并最终获得救赎。

自德尔图良以来，『赐物』被视为通过『圣礼(sacraments)』分发的礼物。这份礼物的作用是克服堕落的人性。

英国修道僧佩拉吉乌斯(Pelagius: AD 360?-418?)认为，造物主的『恩赐』所赋予人类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不会被堕罪(the Fall)所摧毁。他主张，当人类刚被创造出来并进入世界时，『恩赐』的潜力已经被每个人所拥有。所以『得救』取决于他或她为实现这种『内在的恩赐』而付出的努力和成就。

根据佩拉吉乌斯的主张，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人不是天生的邪恶，不应该受到谴责。相反地他天生无辜，需要鼓励。亚当的罪并没有伤害他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以亚当在伊甸园中享有的相同的力量和相同的能力开始他的尘世生涯。上帝旨在保佑世界，而不是谴责世界。确实，上帝的旨意是我们每个人都与他同行，在爱与圣洁上达成完美。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履行他的意愿，因为他的诫命已赐给所有人一样，所有的人也都能服从它。没有人比给予我们力量的人更了解我们的力量。他不愿意指示任何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是正义的。他不会他无能为力的事而谴责任何人，因为他是圣洁的。

佩拉吉乌斯说「上帝赐予人类自由去相信或不相信，服从或违抗，上帝的审判是对人选择的回应。」

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反对佩拉吉乌斯，并认为『堕罪』的影响使创造神的『恩赐』已丧失了。人的理性已变得黑暗，意志被扭曲了，这个状态延伸到亚当的后代。毕竟，人类是一个堕落的生物，一个天生的罪人，是一个值得上帝谴责的叛逆者。

受佩拉吉乌斯和奥古斯丁双方影响的中世纪『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基于柏拉图(Plato)的『观念界(idea world)』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形式质料说(Hylomorphism)』，将人的存在划分为由『理性』，『智性』和『意志』组成的下层，和通过『恩赐』赋予的『信仰』，『希望』和『爱』组成的上层。 他们主张说，由于亚当所犯的原罪，这个世界的人陷入了丧失灵性上层的状态。因此，他们说「为了拯救人类，有必要重新获得因堕罪而丧失的上层。『恩赐』就是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也说『恩赐』是对人类努力和成就的一种报酬。

意大利多明我会修道士(Italian Dominican friar)，也被知道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原则相结合的托马斯·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1225-1274)，却认为人存在的灵性上层，如『信仰』，『希望』和『爱』通过人的努力无法恢复，必须从外注入上帝的『恩赐』，也就是所谓的『神的恩宠(gratia infusa)』。

据他解释，由这种注入在人体内创造了一种新的性格，他称其为习性(habitus)。他说，当一个人根据这种『习性』来生活时，就会增加更多的『恩宠』，并在他的生活中积累他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最终获得『永恒的救赎』作为这些成就的回报。

全身全力彻底学保罗《罗马书》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声称，『救赎』是『只通过上帝恩情(sola gratia)』，就是信徒对耶稣基督作为罪孽的救赎者的信仰而得到的免费礼物。

他反对在中世纪神学中将『神的恩情』与『善行』结合的言论，但他将『神的恩情』与『信仰』结合起来的。

路德教导说『福音的本质』不是人类努力累积善行来接近上帝，而是上帝通过基督(信徒的基督信仰)接近人类的事实。对路德最重要的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帝宣告罪人为义是仅通过凭信仰的恩情。他开始教导说，救济或救赎是上帝恩情的礼物，只有通过信耶稣为弥赛亚才能实现。

用『经院哲学的方法论』来批判『经院哲学』的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基于『清楚分明的原则(clear and distinct conception)』提出了『唯一的第一个原则(only a single first principle)』：『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然后通过『本体论证明(ontological argument)』和『标志性证明(trademark argument)』而证明『仁慈上帝的存在不容置疑』。

还发现初步的『惯性定律(law of inertia)』和『动量守恒定律(momentum conservation law)』的笛卡尔也提倡了从粒子的旋涡运动产生宇宙的『旋涡理论(vortex theory)』。

但是，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在他的著作《冥想录(Pensee)》中批评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上帝。」

随着工业革命进展和工业资本家崛起，欧洲的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动摇时，日内瓦的制表师的儿子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批评了限制人类自由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他认为，人类具有要实现个人利益的『特殊意志(Particular will)』和要实现共同利益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并建议为了恢复人类原有的自由，人们应该放弃『特殊意志』，并通过『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充分服从于『普遍意志』的权威。

根据他，『主权(sovereign)』是理想地来说，通过直接民主制的议会而制定的法治。政府由负责制定和执行『普遍意志』的行政法官组成。这么一来，个人可以保护自己，并保持自由。这是因为服从整体人民『普遍意志』的权威可以确保个人服从他人的意志，也可以保证他们服从自己，因为他们是法律的共同制定者。

在他生涯的早时期改信罗马天主教，后来在祖国日内瓦又回到严峻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卢梭写了《爱弥儿(Emile)》，并阐述了他对宗教宽容的坚定支持。不过这种宗教宽容态度被视为提倡宗教冷漠或异端，从而该书受到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者和巴黎的天主教徒双边谴责。

另一方面，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1723-1790)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laissez-faire economy)』。据他说，一个人既有试图谋取个人利益的『利己心理』和要照顾他人的『共感心理』。后者在每个人内作为『公正的旁观者』抑制『利己心』而成为一种道德感受。因此，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活动都受到市场机制的指导，即所谓的『看不见的神之手(the invisible hand of God)』从而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史密斯的基于『看不见的神之手』的『自由放任经济』，都是似乎标榜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再临的耶稣将树立的王国的实现。

说到『社会契约论』，作为一个由保罗热情支持者的小集团来说，可能会实现的。人们放弃『特殊意志』并完全服从『普遍意志』权威的『清教徒精神(Puritan Spirit)』值得赞扬。但是，社区代表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保罗在幻想中所见的再临的耶稣。无论如何，这种『清教徒精神』就是『人们将其自由和权利都转移给社会共同体的精神』，不仅被美国，而且被共产主义政府和回教国多多少少继承为组织理念。

科隆堡大学(University of Konigsberg)哲学教授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人生的最佳目标不是幸福，而是完成值得幸福的人格」，并称全人类尊重彼此人格为目的的社会就是『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Reich der Zwecke)』。

康德写了三种批判书，分别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并解释说：一个人识别外物时，通过每个感觉器官(如眼，耳，鼻和舌)及其形式(如色，声，香和味)而接受，并根据理性(human reason)的理解能力捕获为『现象(phenomena)』，但是 『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是未知的。因此，该现象在识别之后发生，并且在识别之前不以『自在之物』而存在。康德的这一理论据说对『认识论』带来了『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康德也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eason)』和『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它们分别针对『科学对象』和『伦理对象』，并提出了一个矛盾问题，即如果人类是自由，那么必然性就不成立，如果人类受到必然性的控制，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然后他说「这是由于将『自在之物』和『现象』等同起来而产生的一个伪问题。人类的意志作为『现象』拥有『自由』，并作为『自在之物』可以追究『必然性』。因此，『理论理性』对象的『科学』和『实践理性』对象的『伦理』在每个边界内可以并存。」

上帝作为未从物质分离前的绝对者的机叫做『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的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讲道「历史是本来不可见的『绝对精神』否定自我而外化为可见物质的过程。已经意识到世界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合理的精神是『人类精神(Human spirit)』。『人类精神』出现为『民族精神(ethnic spirit)』，『时代精神(era spirit)』和主观性『个人精神(individual spirit)』。」

曾在图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附属的新教神学院图宾格·斯蒂夫(TübingerStif)研究康德哲学和基督教历史的黑格尔认为人类自由不能与社会或历史无关，它超越个人的人格，除非历史达到某个阶段，否则他或她的自由就不可能通过个人的意志和愿望来实现。

当拿破仑(Napoleon)于1806年10月14日与普鲁士军(Prussian troops)在耶拿(Jena)市区外的高原上交战时，黑格尔在耶拿正为他的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做最后的修饰。在街上目睹了拿破仑的黑格尔，写信给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伊曼纽尔·尼哈默(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说「我看到了皇帝。这位世界精神骑马从市内出去进行侦查。在这里目睹跨着一匹马，伸向世界的豪杰，真是太壮观了。」

在一个犹太拉比家庭成长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继承了注目在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黑格尔辩证法哲学。

他基于以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本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试图证明，封建制度的经济体系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并最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转移到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似乎受到了在《启示录》中写的世界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吉多顿』和『世界末日的耶稣再临信仰』的影响。当时25岁的马克思于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第一期《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中对犹太人的命运巧合地表达了与保罗相同的结论，他说「犹太人不再是宗教和种族分类，而是纯粹的经济阶级，他们由于受到邻居的待遇而被迫从事放债业或其他类似职业。因此他们在其他阶级被解放后，才会被解放。」顺便说，该杂志只发行了那一期就关闭了。

马克思去世后34年，于1917年俄罗斯革命发生，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了。此后，在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建立。从而世界被分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并进入了冷战时代。

但是，马克思预言的所有人民都从阶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并受到保护他们的自由和平等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最终没有实现了。过渡性社会主义政权面临许多矛盾，所以他们试图部分引入市场机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干预了市场机制而试图避免周期性经济萧条。因此，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消失了，现在只存在伪资本主义国家和伪社会主义国家而已。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结构也消失了，但各种冲突仍然存在。无论如何，随着整个世界转向管理市场经济，起因于经济结构的冲突似乎已大大减少。伪资本主义国家和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管理市场经济相应的上层结构改革的延迟。例如，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过渡政治制度。已经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引入管理市场机制的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再能够声称其合法性。

在中国三国时代初期，汉朝王室后裔的刘备玄德(161-223)为了请被称卧龙的诸葛亮孔明(181-234)担任他的军师而找后者的茅庐。

当在丝绸之路东端夸耀四百年的繁荣而西端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的汉朝，如今在黄巾叛乱发生后开始衰落时，尽管像耶稣一样皇家血统，却零落而制造和出售草席来过日子的刘备玄德与两个豪杰关羽和张飞结为兄弟来起义。

当时，孔明还很年轻，但作为优秀战略家而很著名并被称春秋时代(771-476 BC)齐国大臣管仲(725-645 BC)和战国时期(475–221 BC)燕国将军乐毅(？-？)的再来。

以三顾礼而成功地招聘孔明的刘备被前者传授天下三分计(隆中对)来夺取蜀地区并对抗北方的魏国和南方的吴国，在最高峰期，跨越了今天的四川，重庆，贵州，湖南，部分湖北和甘肃的地区。从此后中国进入魏吴蜀三国相互对抗的三国时代。

刘备玄德第一次访问孔明的草庵时，在路上遇到了孔明的朋友崔州平，并问他如何治好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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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您是卧龙先生，不是?

州平：我不是孔明，是博陵崔州平，也是他的朋友。

玄德：久闻大名,幸得相遇.请权且坐下来,示教一言。

两人坐在树林里的石头上，关和张站在一边。

州平：将军，何故欲见孔明?

玄德：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

州平：您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当然是好想法。可是您却不明白治乱之道啊。

玄德：或是而然。请让我知道治乱之道。

州平笑着说：山野之夫,不足与论天下事,不过适承明问,所以敢妄言。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白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

玄德：是的。看见乱调，已二十多年了。

州平：对人生来说，二十年也许说长，不过对永久的历史上，只是一瞬，也是在台风前的微风而已。

玄德：您说的对。不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所以寻找贤人，从而试图未然防止万民的灾祸，或使它最小最短是认为我的使命。

州平：值得称赞您的大志。不过难道没有听说过『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而消灭打战恐不易为,何况孔明只不过是有限生命的普通人而已。

始终静听州平话的玄德在听完后表示说「蒙先生见教.衷心感谢。」(三国志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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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蜀在孔明的『天下三分计(隆中对)』下强大，但魏吴蜀三国最终都被摧毁，崔周平的『治乱之道』果然应验了。尽管魏的将军兼战略家司马懿仲达的孙子建立了西晋王朝并统一了整个中国，但并没有持续多久，而被隋和唐朝取代。从此后，不同王朝的兴亡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中国明朝时代所写的《三国志演义》似乎贯串着『易姓革命』理论，即天命引起不同朝代的兴衰和时代的变迁。看起来，这个理论正好是黑格尔所谓的『时代精神』或是一模一样。

在东汉时期，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中写道「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那么，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中也写道「秦皇汉武等古代帝王都曾到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来感谢天和地。据说封禅仪式自从三皇五帝的神话时代就已开始。

关于『天命』，被认为春秋时代的哲学家孔子(552-479BC)的孙子子思(483-402BC)写的《中庸》的记载说「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意思就是『天命』是每个人固有的性里存在，所以在性里找到自己的使命而实现天意就是儒学的目的。

另外，据说是孔子的弟子曾参(505-434BC)的著作《大学》记载在开头如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明徳』是『性』的同义词，在《中庸》中被描述为『天命之謂性』，即每个人出生时就已经具备的天赋予的美德。这意味着形成人格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和平，而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分别在个人，家庭，国家和全球各层面明『明德』来实现。将『国家治理』与『形成人格』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儒家『道德论』，让人仿佛康德的『目的王国』和卢梭的《爱弥儿》中描述的『教育理论』。

中国唐代末期，有一位很著名的禅宗和尚名叫赵州从谂(778-897)，主持河北省赵州的小寺庙叫做观音院。

有一天，赵州上堂说「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

当时有一僧发问「不知佛是谁家烦恼？」

赵州答『对一切人类的烦恼。』

僧又问「如何免掉？」

赵州说「为什么要免掉？」(五灯会元·卷第三)

被称後小松天皇落胤的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的禅僧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也制作几首狂歌，如「釈迦といふ いたづらものが世にいでて おほくの人をまよはすかな(一个叫释迦的顽皮小鬼出世後，许多人被他迷惑了)」，「南無釈迦じゃ 娑婆じゃ地獄じゃ 苦じゃ楽じゃ どうじゃこうじゃと いうが愚かじゃ(南无释迦乎，沙婆乎，地狱乎，苦兮，乐兮，如此这般所言皆愚也)」。＜待续＞

《五灯会元》卷第三

赵州从谂上堂说「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

当时有一僧发问「不知佛是谁家烦恼？」

赵州答『与一切人烦恼。』

僧又问「如何免掉？」

赵州说「为什么要免掉？」

根据约翰福音的辩证法，

【正题】“一个人可以通过接受人子的见证而被施洗以圣灵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约翰5:24)

【反题】不过，“地上的人，不会接受从天上来的人的见证。”(约翰 3:32)

那么，一个人怎么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呢?

【合题】“如果你要接受以圣灵受洗，就回到太初与神同在的话语中(约翰1:1)，从而见证神是真实的(约翰3:33)，那就够了。”

法眼禅师通过回答，“你就是慧超”而把在慧超里面活生生的面目摆在他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