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东光书院的开端
Q:我们机关报《回光》的发行号码到今年九月时就达到600号。在这个机会,我想听您对已故村上德太郎的回忆和对《回光》的想法。您第一次到东光书院来的是1941年,是吗?
A:当时,我有旧制静冈高校的同学,名叫大矢知君。他说,“看起来,战争就要来。虽然我已在大学里学习过了,不过现在,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学过的感觉。”他继续说,“听说,有叫东光书院的地方,人家在那里一起打坐。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回答说,“太好了!我也很喜欢打坐。”有这样的经过,我第一次访问东光书院。它在新桥町,是马?
○日本经济灵性重生的策略
Q:您在1947年当选国会议员,是吗?我的故父德太郎于1949年在《回光》上写,他在8月访问在轻井泽的您的别墅。他说,“我向年轻政治家讲尽我满怀的政治热情。”如果您还记的话,可不可以透露当时谈话的内容?
A:他在《回光》上写过,一篇题名“日本经济灵性重生的策略”的文章,是吗? 它就是当时谈话的内容之一。我受到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是被美军占领的时期。我记得他在《回光》上也写过比喻为被罗马占领的以色列的一个故事。他跟我讲,“作为没父私生子而被人蔑视的耶稣通过犹太教的蜕皮而建立基于人类爱的世界宗教。所以被美占领的日本也必须通过跟耶稣一样的灵性重生。”我现在还清楚记得。
○道德重整运动和回光运动
Q:大约1950年或1951年左右,在《回光》上频频出现,您加入了弗兰克·内森·丹尼尔·布克曼博士创立并被称“道德重整会(MRA:Moral Re-Armament)”的“牛津团契(Oxford Group)”时的有关文章,例如“来自伦敦的信”。我认为,这些文章证明您跟“回光运动”关系的深度。
A:是的。老实说,当时,我没有钱去国外参加MRA。看我的窘境,村上先生就劝我托钵行脚。他说跟我一起做。在大阪神崎广先生也参加托钵行脚而在大阪商业界巡行。我在东京跟随村上先生两三次做托钵而在筹措资金方面受到帮助。对于MRA也我收到村上先生的各种建议。
○向麦克阿瑟与杜勒斯建白书
从那个时候起,独立问题在日本各方面争论起来,当时我经常从你的父亲听到他一贯的主张。
于1951年1月,我带着含有一大堆村上主义的一篇建白书,到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占领军总部去了。我见面GHQ的议会和政治部主任贾斯廷·威廉姆斯,并告诉他说,把建白书的文本已送交美国。他气得红脸喊叫说,“在占领军的制度下,日本国会议员决不被允许这种专断行为。”所以我害怕被送到冲绳或其他地方去。因为当时发生鹿地(他被GHQ的佳能单位绑架后送到冲绳和其他地方的集中营)事件。
我也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独立后的安全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另一个建白书。杜勒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他为国务卿,任期1953-1959年)在那个时候来到日本。我在建白书中特别要求以下两点,就是,日本在其独立后应该被允许制造和拥有商用飞机并自由研究回旋加速器和核能。杜勒斯看到那两个要求的地方,然后把他的脸转向我,抿嘴一笑。我还记得他的那个样子。
○宇都宫先生是左电路,我是右电路,但我们有一个核心
Q:当时,您猛烈质问吉田总理时的主张似乎在我父村上德太郎的终身主张里也频频看到。
A:是的,我也那么想。 我的意思是,我的精神核心和村上先生的精神核心是一样的。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表达方式或反应方式可能不同。我认为宇都宫德马先生也有同样的核心。他可能是左电路,我则右电路。但是,我们似乎有同样的一个核心。
Q:我经常见面宇都宫先生并请教。我认为在宇都宫先生和您之间有一些共同的。您们俩不断地追求日本民族的独立精神,是吗?
A:当时,我和宇都宫先生,还有辻政信先生经常一起喝酒。那时在东京筑地有一个餐厅叫喜乐寿司。我们经常定一个看起来贫寒的小房间,那不是座敷(铺着席子的日本式房间),而三个人一起喝酒。
(这项采访是于1989年9月22日做。把部份内容从东光书院机关报《回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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